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“全民故事计划”,原名《在工地上捡到了一个孩子》,作者:刘墨闻。


四年前我在深圳的一个建筑工地实习,地点在郊区的一片玉米地旁,设施环境不是很好,烈日暴晒之下,实习刚到的几个人都开始脱皮。那时同来的一个哥们每天都要跑到我面前,问我他的纹身是不是变浅了,我说没有,哪会那么容易变浅,说完他又在纹身处撕下一块皮,接着紧张地问:“现在呢?现在浅了吗?”
早上我们几个实习生争先恐后地奔出彩钢的工棚,如果公厕满员了,就得多跑几百米在一片灰茫茫的芦苇丛里解决。纹身哥虽然一身连环画,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理科男,他按照芦苇荡的面积给每个人规划了的“领地”,大家都必须在自己的封地内,有规划地“施肥”,不得觊觎他人领土。那时我们几个总是议论着等实习差不多结束以后,芦苇地就再无下脚之地了。
晚上睡觉的时候床很潮,有时候腰会受不了,导致睡眠质量很差。有时候还会有工人在深夜回来,有的是刚收工,有的是出去找“快活”了。偶尔碰到几个工友和我们搭茬聊天,也会在一起闲扯几句。一个年纪大点的工友问纹身哥大学里学的啥,纹身哥随口答说学的土木。老工友一愣,咂咂嘴问道:“土木?管风水的么?”我们几个哭笑不得。
值得庆幸的是工地的伙食还算不错,这里的“不错”并不是说它有多丰盛,而是味道可口。做饭的是兰姨,远远从背影看过去,身材和女童无异,身高只有将近一米五,瘦弱的病态让人总是担心她的健康,黝黑的皮肤裂开一道道纹,很少笑,走路一歪一扭。传说兰姨是包工头薛老大在外面捡回来的,也有人说兰姨是薛老大的远房亲戚,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,找不到工作,只能在这里务工。
按道理讲薛老大应该算善良,但是他也有过埋怨的时候。经常打发工人只用一句话:“开发商不给我钱,我也没有办法。”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头上还包着绷带的大爷追着薛老大屁股后面要钱,薛老大左拐右拐进了彩钢房堵住门不出去,大爷没招,索性跪在了地上一下下地磕头,直到被旁边的人扶起来拉远后,薛老大才从里面走出来,也跪在地上用力地磕了几下头,说:“还给你,还给你了。”

工地上每天都有热闹看,年纪小点的跟着年纪大点的工人学,喝酒打牌找乐子,偶尔拿年纪大的人开涮。胡晓军是我们同棚住着的一个小伙子,也是工地里的刺儿头,那年刚满二十岁。仗着年轻身体好,到处惹事,逢人便讲他爸妈给大哥盖房娶媳妇,一分钱也没给他留,和父母闹了一场后就出来自己赚钱。白天灰头土脸的开叉车干活,晚上打扮得溜光水滑出去骗女孩子。
同棚下的苗叔是个老实人,工资发下来就放在胸前的背心口袋里,再交到医院去。苗叔的大儿子生病住院,缴费窗口像一只血盆大口的怪兽。每次苗叔战战兢兢地把钱送到嘴边,它一小阵风就把食物吸了进去,不给人一点留恋,每个月定点的那一天,苗叔就去那里给儿子领取一些时间。
有一次工地的薪水迟发了很久,医院收不到钱差点把苗叔儿子请出医院。补交完费用后,医生催促苗叔快些给儿子做手术,否则机会不多了。出了医务室苗叔莫名地开始头晕眼花,他坐在医院的台阶上喘气,他一遍遍问自己机会不多了是什么意思,直到他呼吸越来越急促,急得哭出了声,哭尽了力气,才觉得身子缓过来一点,站起来慢悠悠地往外走。
事情就发生在苗叔刚出医院门口。
那天晚上收工后,我们在棚子里吃花生,打牌,其他人继续干活,或者出去干活。苗叔战战兢兢地在工棚门口徘徊,大家发现了他,也并未觉得奇怪,他平常时也是踌躇不定,对所有人都客气,保留最原始的谦恭,被生活打磨得又惶恐又敬畏。
有人招呼着苗叔进来,他扭捏着一闪身,后面站着一个带着眼罩的小男孩。整个工棚就这样静了下来,屋里的人都望向了他,这让本来就不善于成为焦点的苗叔更加尴尬,手足无措地摸索着。

孩子是苗叔路上捡的,眼睛有问题,什么也看不见。摘下眼罩只有空空的眼神,一点光也感觉不到,与失明无异,苗叔看他在报刊亭边上又冷又饿,便先带了回来。一圈人围上来问东问西,孩子有一句便答一句。孩子大名叫曾帅,是跟着妈妈到城里医院看眼病的。问起孩子是如何与妈妈走散的,孩子说过几天是自己生日,妈妈要买个大蛋糕给他,让他医院门口的报刊亭等,结果等了快一天妈妈也没有回来。
所有人咋舌互相看,有人急着说八成是妈妈出了事,有人说或许是他妈故意丢了他。孩子抢着还嘴:“我妈妈没不要我,她是去给我买蛋糕了,还要给我过生日。”
胡晓军听见扑过来问:“你妈还说什么了?”
孩子说:“她说白天看完病,就带我去游乐园玩,然后就去饭店点菜吃,还能吃蛋糕。然后我就来了,本来我不想来的。”
胡晓军越听越起劲,他一边笑一边问:“你为什么不想来啊?”
孩子说:“我知道她骗我,但是我还是跟着来了。我知道我吃不上蛋糕,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丢。”
听完这句话胡晓军愣住了,工棚里的人也都愣住了,我们盯着围在中间的盲孩,此起披伏的交接着彼此的目光,这样望了一会后都略带歉意地散开了。苗叔抢着大家散开的功夫说:“就住一晚,明天带他去派出所,找他妈妈。”
没有人说话,胡晓军抽出一块席子来,铺在苗叔旁边的床位上,小孩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边上,竖起的耳朵四处收声。胡晓军径直走过去,掰开孩子的手塞了一块巧克力。
盲孩接过晓军的巧克力,用鼻子闻了闻,晓军又把巧克力夺回去,扒开皮送到孩子嘴边,孩子拿过来舔舔,竟然静悄悄地,微微地,笑了那么一下。
这一笑好像化开了大家的一些歉意,原本小心翼翼看向这里的人又放松下来,开始互相攀谈。深夜后各自回房,灯光暗下,只留一个孩子干坐着,我躺下以后又起身出门放水,透过窗户看见孩子缓慢地挪动着身子,小心地躺下蜷缩着身子,只盖了被子的一角。
第二天上午的活干到一半,就看见苗叔带着孩子战战兢兢的又回来了,围上去一圈人问,苗叔说派出所根本没孩子的资料,是黑户,根本没办法联系到孩子的父母,派出所建议苗叔把孩子送到收容所去,便打发他出来了,他绕着派出所转了几圈,就又带着孩子回了工地。
苗叔又开始发愁,在工地待着始终不是办法,如果让薛老大知道了,肯定会把孩子赶走。他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地干活,惹得大家一直在提醒着他做工的细节。

漫长的一天又结束了,晚上苗叔同村的老乡语重心长地劝他:“工地确实不是孩子应该待的地方,尽快把孩子送走吧,我们自身难保,何来搭救别人呢。”
苗叔口口声声答应了下来,却还是独自打算着,四处游走的目光出卖了他,我在一旁看着,胡晓军一反常态,他低声问孩子饿不饿,想不想吃东西。孩子把头埋得很深,整个身体像是落了一层霜,一动不动,随后大家四散去了。
夜里我没怎么睡,眼前总是出现那孩子低着头的样子,那沉着的安静像是飘荡无力的浮萍,被命运捉弄后展现出让人难过的,麻木地服从。孩子是这样,苗叔也经常这样,或许这里的人,或许我见过的许多人,他,他们,我们,都有过这样的表情。
第二天一早,孩子就起不来床了,摸一下额头,烫得手一颤。我和纹身哥抱着孩子往医院走,苗叔想跟着又不敢跟着,等到我们走出工地找车的时候,苗叔又满头大汗地跑出来跟上我们。到了医院大夫说是普通的感冒,只是孩子体弱,需要多注意防寒,应该是晚上睡觉不注意的缘故。当然也可能是工棚环境差的原因,我暗自想。
打完针也吃了药,我们三个人前后一列回到工地。大家都想着等孩子痊愈以后再做打算,可是老天爷似乎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,接下来的两天阵雨连连,工地的活干一会停一会。孩子感冒总是反复,我和纹身哥分别带着他去了两次医院。
第二次我背着盲孩从医院往回走时在心里盘算,公安局那边还是没有孩子妈妈的消息,孩子眼睛的情况医院也在等具体的结果,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真实握在手里的。想到这我有些懊恼,叹了一声,孩子听见了从我背上起来,在我耳边吹了一口气。软软的,也暖和。我笑了,他也跟着笑了。
笑声停止后安静了一会,他忽然问我:“感冒这次还会回来吗?”
我像是被什么揪住了一样,佯装镇定地答说:“应该不会回来了。”
“那妈妈呢?”孩子又问。
我顿了一下,不知道怎么答,心里有东西被提起来,许多话吐不出,也咽不下。只能装作没听清,快步地往前走。

我们回去的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,天气格外的好,阳光把工地烤得水汽四溢。薛老大在各个房间里叫人,事情一下子就败露了。
在脚架上干活的苗叔慌慌张张地顺下来,又慌慌张张地摸到工棚边上,还没等他要冲进工棚解释,就看见薛老大护着孩子出来了。在众人的注视中,他把孩子带进厨房交给了兰姨。然后就把苗叔叫到了工棚里攀谈起来。可是没过多久,棚子里就爆发出激烈的争吵,两个人像是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,最终小小的棚子没有困住两头野兽,他们从屋里奔了出来。
一个是薛老大,他的愤怒里带着许多惊讶,惶恐地面对着从未有过的抗拒。一个是苗叔,他的愤怒含着更多的是委屈和悲壮,反击回去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充沛的破音。他朝着对手的方向喊:“我大儿子还在家病着,我没用,治不好他了,但我想帮这孩子找到他妈。我现在别的什么也办不到,我只是想帮帮他,他实现了,我就感觉好像我也实现了,我这么说你不懂,因为你不是我,你不是我。”
我很难相信这话是从苗叔口中说出来的,人们都惊了一小会儿,不知道如何收场。最后平稳了气息的薛老大回到厨房抱着孩子走出了工地,苗叔紧紧地跟在了后面。到了傍晚,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回来了,薛老大坐在工棚前一边拿着毛巾擦脸一边说:“该做的我们也尽力了,就到这吧。”
苗叔也放下了争论的气势,安静地蹲坐在人群中央,很长时间不说话。在人群快要散开的时候,苗叔又开口把大家拽了回来。
“今天好像是娃娃生日,我想给娃过个生日,就在工地,算还他个愿。”
薛老大喘了一口大气,巴掌拍腿上说:“行,生日得过。”他把孩子从屋里哄出来,抱在自己大腿上问:“告诉伯伯,生日你想咋过。”
孩子拘谨又试探地轻轻说:“我想去游乐园,然后去饭店点菜吃,还想吃蛋糕。”
夕阳把整个工地照得发红,薛老大挠着头转圈看,饭店和蛋糕都好说,但这游乐园在市区里,再说那个点应该也关门了。胡晓军从人群中挤过来说我有办法,他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起来说:“哥哥带你去游乐场。”
他把孩子抱进货车,开车在工地里绕了几圈后又下来说:“游乐园到了,哥哥先带你玩碰碰车。”说完他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自己坐上了工地的叉车,迎着风在工地里打转,每一次插到货物,他就喊一声“撞车喽”,孩子在大腿上震一下,也跟着笑,远处一群人笑呵呵地看着。
叉车停下来后,工地的其他人也开始忙活起来,几个人奔着升降机去了。一边跑一边朝胡晓军示意。胡晓军心领神会,抱着孩子说:“我们去玩摩天轮。”
升降机带着孩子,胡晓军和三两工人上去,在上面停了一会,下面的人仰着脑袋望着。
把工地能玩的器械都玩了一遍后,孩子就饿了。人们围着孩子坐在工棚边上。薛老大朝着身后的兰姨喊:“点菜。”兰姨站在旁边拿着小本记着。我们又都回到自己的位置里忙起来,有人搬桌子,有人挪地方,胡晓军骑着摩托出去买蛋糕。

黑夜坠下来以后,工地里有人继续作业,工棚里一小撮人簇拥着孩子,一桌子菜簇拥着着雪白的蛋糕。所有人默默坐着不吭声,兰姨抱着孩子,沉默寡言的两个人互相用沉默彼此照应着。薛老大拿出火机,将蛋糕上的两三只蜡烛点着,门口的人把灯泡按掉,屋子里黑得只剩下烛火。
我余光扫过身边的工友,藏在黑暗之下他们的身体,让我无法辨别此刻大家聚拢的姿势,烛火却格外清晰地照得每个人的脸,棱角分明地凸显出生活刻下的痕迹,眼神木讷而又绵软,放松了警惕的他们瘫软着注视着孩子。
苗叔说吹蜡烛吧,我突兀地打断说:“吹之前许个愿望吧。”一圈人转来望着我。我抛开众人的目光期待地看着孩子,他点了一下头,然后开口说:“我的愿望是妈妈明天就能来接我”。
工棚静了一会儿,这个愿望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接。苗叔打圆场说:“这回吹吧。”孩子把脸探过去狠狠地吹了一口气,力道是够,但是方向歪了,他看不见蜡烛的具体位置。苗叔轻轻把着孩子的小脸送到烛光前面去,火苗照着他的脸,眼睛里也映照了一些烛光,闪烁着勃勃生机。我坐直了身子认真地看着这一幕,似乎他感受到了火苗的温度,几乎在那一瞬间,他笑了,比从胡晓军手里接过巧克力那一刻笑得还要开心,还要好看。
紧接着他静悄悄地吸气,小小的脸微微扬起,正要行使扑灭火苗的权利时,窗外忽然刮进来一阵风,将蜡烛全都灭掉了。
一瞬间,所有的气氛被黑暗吸纳进去,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我们的惊讶也吞噬掉了,孩子眼里的光也熄灭,只能透过微弱的月光看见他微微扭转着脑袋,来探查身边的变化。没有人说话,这样的尴尬持续了一小会儿,我听见在胡晓军方向的黑暗里,传来一个男人的啜泣声。
我从工棚里走出来,远处的高楼影影绰绰,一盏盏家灯没有规律地排布着,不知道走了多久,我回过头再看那个棚子,却怎么也不敢再走回去。
那应该是孩子第一次过生日,我早该告诉他,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,否则就不一定灵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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